新华网合肥１０月２３日新媒体专电（记者杨丁淼）午后，安徽合肥市中心的一条小巷里，捡垃圾的人把头伸到垃圾桶里翻找着什么，旁边的垃圾桶里立着一个废弃的人体模特。随着一声快门，在刘涛的相机里呈现出奇妙的构图：捡垃圾的人钻进一条神秘隧道，随着墙上一道箭头的指向，以人体模特的形象从另一个桶里钻了出来。

    刘涛火了。这个合肥供水集团的抄表工现在被称为“野生”摄影大师。有人说他“用好奇心把整座城市变成了自己的作品”。

    刘涛说自己的摄影风格介于现实与荒诞之间，“我就是记录平凡人故事的平凡人”。

  阅读城市中心的边缘人

    见到刘涛时，他正在“扫街”，瘦高的身材裹在宽大的风衣里，胸前挂着一台微单。看着眼前这个大男孩，很难将其与文艺气息浓厚的摄影联系在一起。

    然而，就在这个大男孩的镜头中，合肥街头呈现出莫名的黑色幽默。拥挤俗常的马路上人们匆匆地各奔前路，却不知自己正构造出一次荒诞的巧合：锁车的人不会知道身后广告中的女人快要“吻”到自己的屁股，买饮料的女人更不会注意冰柜上贴着的男人正在“偷瞄”自己的裙底。

    “或许是旁观者清吧。生活需要这样的意想不到的艺术，特别是在平凡沉闷的市井生活和机械乏味的环境里。”刘涛说。

    对于视觉创作，刘涛有束缚不住的想象力。刚入职的时候，刘涛是供水集团的电工，坐班之余他醉心于漫画。岗位调整为抄表工后，没有了固定的画画时间，从此开始了“上班一个铁钩子（掀开井盖抄水表），下班一个铁盒子（相机）”的“扫街”生涯。

    刚接触摄影时，刘涛只是漫无目的地拍个体。虽然满意的照片很少，但坚持每天拍５个小时，一年拍了４万多张。

    如今，刘涛每天快门按得越来越少，想得却越来越多。“留住城市记忆只是街头摄影的部分目的，我更在意的是阅读人的情绪，以及人和时间、人和人之间的联系”。

    刘涛抄水表的区域是合肥老城区的中心，快餐店和菜市场是刘涛拍摄的黄金地段，因为他认为“精彩的照片必须要接地气、有烟火味”。环卫工人、保安、拾荒者这些边缘人群常常成为刘涛镜头聚焦的对象。

    “他们的工作跟我一样孤独和苦闷，或许在现实中也倍受打击。我希望用摄影抚慰现实，希望很平凡的人也能感受快乐，希望跟我一样生活艰辛的城市边缘人，看到照片也会觉得很有趣。”刘涛说。

    照片背后的故事

    “如果这个孩子的手指再多停顿一秒就好了”“如果他们再错开一点，层次感就更分明了”……扫街途中，刘涛不断与记者分享街头摄影的构图技巧和照片背后的故事。

    刘涛觉得，街拍“既要遇，也要求”。有一天，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妇女与推着轮椅的妇女相向走来，刘涛本能地想到了生命的循环。拿起相机的时候，轮椅上的老人与婴儿车里的宝宝对视了一下，成就了那一瞬间的永恒。

    然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，更多时候需要“主动出击”。有一次，刘涛看到一辆摩托车上坐了４个人，最后面的人几乎已经悬空了，画面感十足。刘涛骑着摩托车追到别人前面５００米的地方停下来，等着按下快门。对拍下的照片不满意，上车接着追……就这样追出几公里，追了几个回合，才勉强拍到一张满意的照片。

    街拍过程中，刘涛遇到很多趣事。一次，刘涛在巷子里拍照，被路边玩耍的孩子们围住。他拍了一些孩子们的照片，兴奋地去街边的打印店打出了二十几张。折返回去的路上，他想象着孩子们感恩和幸福的表情。把照片给他们时，一个孩子抢过照片，对其他孩子说了句“走，到我家去分……”，一哄而走，留下刘涛一个人呆立在风中。

    一年春节，刘涛和朋友喝了点酒，接电话的功夫，相机竟然不翼而飞。接下来的３个月，“手痒”的刘涛只能用手机“扫街”。

    “从那时起我就知道，这辈子离不开摄影了。”刘涛说。后来，当面对“你喝醉了会想起谁”这样浪漫的问题时，刘涛的回答是“想起相机”。

    知足常乐也渴望远方

    不久前，刘涛入围“三影堂”摄影奖，并受邀赴京参加影展，与来自日本、美国、德国的摄影师共同展出、交流。“别人都是大师或是名校出身，只有我是纯草根，这是对我坚持的最大回报。”刘涛说。

    刘涛有很多从街头摄影转入商业摄影的朋友，但他对商业却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和对现实不妥协的态度。

    “之所以从事街头摄影，是因为我非常喜欢去捕捉美好的东西，捕捉那些带给我强烈感受的画面。”刘涛说，“虽然大家都在为生活而奔波，一切都非常利益化，但我依然相信有纯真的东西，我从开始就没打算从摄影中获取任何物质的回报。”

    虽然刘涛时不时也会展露出对远方的向往，不过他说对于现在的生活非常知足，一来有稳定的收入和走街串巷的工作便利，二来不用坐班也就没有攀比物质的环境。

    刘涛说：“工作来之不易。有了家庭，我没有勇气辞职去做自由摄影师，各地旅行实践，我又不认为我只能抄表。既然没有了宽阔的的地域，我就在城市的街道两旁纵深挖掘，实践自己的艺术追求吧。”